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及现实意义

发布日期:2015-11-26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字号:[ ][][ ]

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廉政文化在古代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元素融入党风廉政教育,是每一位纪检工作人员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古代廉政文化的特点与现实意义

一、廉政文化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

(一)崇尚统一。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向往与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统一局面,儒道墨法等影响力巨大的各思想流派中都有着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的差别极大,分裂几乎必然伴随大规模的战争,而统一则社会稳定、民生幸福。与盛世的政治清明相反,每个朝代的衰落过程基本都伴随着奸臣惑乱朝纲、官吏以权谋私、百姓贫穷困苦的现象。纵观整个历史,统一是主流,对清明政治的渴望也贯穿着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进程。

(二)强调民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发端于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廉政思想的基础,是古代倡导的根本从政理念。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孟子更直接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排序,荀子也提出“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观点,早在先秦时期民本思想已基本形成。封建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民本思想与专制统治的利害关系,所谓“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因此民本思想能够在封建专制王朝成为治国的基本策略思想。民本思想要求为官者顺应民心、惩恶扬善,它使得古代政治拥有了特有的廉洁风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是否顺应民心民意成为行政的主要依据以及官员的主流执政价值取向。

(三)主张自强

群经之首《易经》的第一卦“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天道运行,刚劲强健,人也应当效法天道,勇于进取、勇于开拓,树立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儒家经典《大学》在第二章中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样倡导以健康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来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为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能够不懈奋斗,即使遇到困难也不屈不挠,成为了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为政为官方面,则要求为官者勤政,最大限度地为民谋利,而廉政又是勤政的前提和条件,

(四)重义轻利。

“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在义与利的取舍上,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强调道义的重要性,儒家最根本的主张是“以义统利”,主张见利思义与先义后利。在对利益的追求上,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更是将道义提高到比生命还要重要的高度,他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成为一个大丈夫,必须具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在这种重义轻利的传统的熏陶下,历史上出现了大量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百姓利益牺牲小我的英雄,他们鞠躬尽瘁、淡泊名利,他们体恤百姓、疾恶如仇,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五)追求和谐

尚中贵和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中和”最初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说的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追求的是平静安宁和谐的状态,引申而为天人合一、情理合一、内外合一、知行合一。达到这种太平和合的境界,要求人们加强自我修养与自我完善,要做到“君子慎其独”;要求人们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德治、任贤、勤政、节用等廉政思想与尚中贵和的思想是水乳交融的。

二、廉政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内涵表现

(一)个人修养方面的洁身自好。

为人正直、品行方正、注重操守是廉政文化中的重点,这样的“修身”贯穿了中华民族整个文明进程。立德、立言、立功、有猷、有为、有守,是几千年来士子们不懈追求的理想,实现这样的理想,做人做事要有谋有为有成,同时还要有所执守,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的“三有”被历代知识分子引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信条。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为政者自身修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主张统治者应做好表率,才能做到德治天下、教化万民,才能做到上行下效、政令畅通。孟子提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还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的是一个人无论贫穷困苦还是富贵显赫,都必须要保持良好的修养和崇高的人格,不因个人处境而改变。孔孟倡导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重个人修养这一传统美德,几千年来有志之士一直身体力行,这样的事例在历史长河中俯拾皆是:春秋时期子罕以不贪为宝,婉拒稀世美玉;为齐国强盛做出巨大贡献的晏婴“食不重肉,妾不衣丝”;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西汉末年的韩顺“以贫洁自终”,决不与贪官为伍;宋朝包拯清正廉洁,离任端州知州时“不持一砚归”;明朝“救时宰相”于谦一生为官“清风两袖朝天去”,“要留清白在人间”。

(二)处理事务方面的公正廉明。

“公生明,廉生威”,强调为官之本最重要的在于两点:一是公;二是廉。下属是否敬畏,取决于为官者廉洁与否而非严厉与否;百姓能否信服,取决于为官者办事公正与否而非有才干与否。只有处事公正、做人廉洁才能树立真正的权威。这样的为官之道深入人心,是古代社会明君廉吏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保障。

《礼记》提出“临财毋苟得”,刘向在《说苑谈丛》中提出“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 说的都是廉者是为官之本,从政不得收受不义之财,不得因外物影响公正。宋朝的包拯在《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对廉吏与贪官的褒贬可谓旗帜鲜明。

古代社会有很多为官者终身恪守公正、安守清贫的,如孙叔敖身为国相,从不聚敛分外之财;史上最有名的谏臣魏征力拒贪污腐化,坚持廉俭养德;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廉洁更是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贿随权集,权力所在的地方贿赂行为就会见缝插针,对待送礼行贿的人多数人能够选择拒绝,其中有一部分清官采取了公之于众的方法,如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南北朝南清河郡太守苏琼、明朝按察使周新等,直接把贿赂置于公堂之上,清朝宰相刘统勋则当众揭露送礼人。还有一部分清官,选择了不仅拒贿还狠狠惩罚行贿者的方式,如南朝顾协、唐朝白居易怒打行贿人,元朝荣禄大夫脱脱逮捕行贿者并治罪。很多位居官位的人想要富贵是很容易的事,但他们没有与行贿者同流合污,而是借机亮出自己的态度,用很低的成本给周围的人们上一节生动的廉政课。

(三)从政思想方面的执政为民

廉政的本质是为民。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 发展到孟子时,已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廉政最本质的要求,就整个官僚集团来说是执政为民,就官员个人来说是做官为民。

从“官”的角度看,政局清正廉明对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及王朝的长治久安大有裨益,从整个中国历史看,历朝历代首位帝王多以廉开国,王朝中兴也多从廉政着手。唐代李世民执政的贞观王朝据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当时的李世民与高层官员一心为公,率先垂范,各级小官小吏安守本分,再加上科学的政治体制,滥用权力和贪污渎职等不良现象出现概率极低。政治清明为天下大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成就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从“民”的角度看,百姓对廉政的要求与执政者是一致的,甚至更加渴盼政治清明和官吏廉洁,孙叔敖、胡质胡威父子、李勉、包拯、况钟、海瑞等清官得到了百姓的深切爱戴。清朝康熙年间曾作《禁止馈送檄》的张伯行,离任福建和江苏巡抚时,百姓皆痛哭相送,后因江苏乡试作弊案受审路过扬州时,百姓们为防青天不测,竟有数万人集聚江岸护送。这就是民心的朴素表达,也是廉政深入民心的力证。

    4.权力行使方面的监督检查。

早在中国远古时代,华夏始祖黄帝在位期间,就“设官司职,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对各级官员提出“六禁重”,即“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员节简朴素,反对奢靡。

《周礼》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讲的是考察群吏的治绩优劣,要以“六廉”为标准,这“六廉”是最早的官吏考核标准。

秦朝设置监御史和监察史,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独立巡视系统,廉政监察开始制度化。到唐朝时廉政监察制度有了明显加强,中央设立了专司监察之职的御史台,“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宋朝明确规定了监察官出巡制,监司对所辖州县的定期巡按,起到了较好的监督检查作用。明清时期监察巡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巡察机构地位与权力逐步提高,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三、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个人修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廉政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带有典型的“德性文化”特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提高个人修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漫长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志存高远的人能够严于律己,不断历炼,成就大业,最终名垂青史,而无德之人只能成为平庸之辈甚至反面人物。“重修身,则无不克”得到广泛的认可,“为人者必先正其身”,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修道”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官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滋养。

官德是社会公民道德的风向标,官德教育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廉政文化在四个方面为官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滋养:一是品德高尚。中华传统讲究厚德载物,现代理想人格仍旧延续了传统文化中遵循的道德品德。厚德载物思想能够使人们坚定自身的道德意志,减轻自私自利之心,免于功利与庸常。二是为官公正。强调“公生明,廉生威”,崇尚为官公正与政治清明,对为官者个体来说要求襟怀坦白,言行正派,客观公正。要想为官有所作为,真正得到百姓拥护,就必须做到以公平正义为良心,公正廉洁。三是勤政爱民,“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民生无小事,要求为官者具有悲悯情怀。四是谨言慎行。理政为官者权力在握,决策当慎之又慎,明代张居正说“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说的是为官者要有所敬畏,善于思考,谨慎行事。

(三)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取向。

从整体国家利益来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是终极目标。从管理体系来说,应该能够选贤任能,为政以德,廉洁高效,政令畅通。从官员个人来说,应该能够以天下为己任,执政为民,处事公正,公私分明。从百姓民生来说,应该能够安居乐业,社会公平正义能得到有效维护,遇事能够得到及时、公正的解决。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是坚持廉政法治建设。只有立足于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廉政建设走向成功。二是形成上下合力。从组织与制度上营造利于廉政的政治环境,同时保证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三是健全监督机制。廉政制度建设中健全的监察监督制度,是官吏廉洁奉公的有效保证。四是奖惩结合。“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一方面对发现的贪污腐败现象严厉打击,一方面对廉洁奉公行为褒奖激励,形成导向,正确引导。 

(五)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广泛的道德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丰富深厚的道德理念,经过历史的洗礼,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有着广泛的社会认知,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有利于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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